73岁戴颐生担忧曲剧前途

时间:2015-11-18 15:43:29  来源:  作者:

 10月8日,在北京曲剧《徐悲鸿》的发布会上,作曲家戴颐生感慨,自己已经73岁了,还得接受挑战。

 
“徐悲鸿是艺术大师,寻找音乐形象太难了,用三弦一弹,那感觉出来的就是王利发。我马上73岁了,还得接受挑战,尽我最大的努力吧。”前些天,在北京市曲剧团宣布排演现代戏《徐悲鸿》的发布会上,73岁的功勋作曲家戴颐生这样说。20多年来,戴颐生几乎凭一己之力撑起北京唯一一个地方戏的作曲。
 
以后曲剧怎么办
 
或许有不少人认为,京剧是北京的地方剧种。其实真正在北京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北京地方戏剧种只有一个——北京曲剧。它兴起于解放后的五十年代,由单弦牌子曲及北方民间曲调发展而来,是魏喜奎等一批老艺术家创立的一个新兴剧种,老舍先生提议定名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上演了《罗汉钱》《柳树井》《珍妃泪》《少年天子》《烟壶》《茶馆》等经典剧目。
 
这次排演现代戏《徐悲鸿》,5位主演杨海岗、胡优、郭曾蕊、宋洁、洪嘉利等都是80后、90后,这也体现了北京市曲剧团这些年培养青年演员的成果。不过,与演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团里能承担作曲工作的却只有戴颐生一人,还是退休返聘回来的作曲家。10月17日,戴颐生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,谈到了她对北京曲剧作曲面临“后继无人”状况的担忧。
 
去年9月26日,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北京调研戏曲工作,与多位戏曲界人士在中国戏曲学院举行调研座谈会,戴颐生最后一个发言。她回忆说:“我当时说,我今年70多岁了,还坐在这里,就说明了北京曲剧作曲的传承所面临的尴尬处境。”实际上,戴颐生的担忧不是这两年才有的,她50岁的时候就提出应该培养作曲接班人,“我57岁退休后,也在一直提,我现在身体还不错,但以后这个剧种怎么办啊?”
 
团里没有系统培养体系
 
前些年,戴颐生也尝试过从乐队挑选几个不错的演奏员学习作曲,“他们都挺聪明的,看着谱子一拉就会,但要动起笔来写曲谱,就不是那么回事了”。后来,戴颐生和团领导曾赴中国音乐学院挑选作曲系的学生,但效果不好。“前些年带了两个学生,有一个还不错,但是因为生小孩,丈夫的经济能力也不错,最后还是走了。”
 
这位学生叫邢驰,戴颐生直到现在还记得邢驰给她辞职信的情景,“当时她说请我吃饭,没别的事儿。我心里就感觉不对,吃个饭干吗那么正式啊。她把辞职信给我的时候,我说也料到了。我不怪她,年轻人有自己的选择,她也说自己承担的压力太大了,老怕写不好”。这几年,戴颐生也常和邢驰保持联系,团里有演出,邢驰也常带着新单位的同事来看。
 
去年,北京市曲剧团新招了两名年轻的作曲,一位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京剧作曲系的研究生董艳娜,另一位顾静媛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。“但是团里没有系统的培养体系,我常跟院领导说,能不能把她们叫到一块儿,正式说一下这个事儿,制订一个教学计划,定期地进行一个汇报?我还写了一个教学内容和计划,找了一些小戏和旧剧本,给她们上剧目课。我跟副团长说了,但不怎么搭理这茬儿。”
 
不景气造成人才断档
 
北京曲剧作曲人才的断档问题,不是现在才有的。戴颐生回忆,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,整个曲剧团都难以维持,她本人在团里也无曲可写,后来给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杂技团作曲,直到1995年排演《烟壶》。“当时说要排《烟壶》的时候,我还跟着中国杂技团在美国呢,后来花了3个月的时间写出来这个戏。”之后,戴颐生相继创作了《茶馆》《龙须沟》《四世同堂》《正红旗下》等剧目。
 
戴颐生觉得,曲剧的“作曲荒”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人才断档,使得70多岁的作曲带着二三十岁的作曲,中间差着一两代人。第二方面是大学基础教育的缺失,“国内的一些音乐院校作曲系出来的学生,有的基本功还不行,而且缺少实践。”第三方面,从技术上讲,曲剧作曲本身挺难的,“不仅要有天赋,还得对曲剧感兴趣,真心得喜欢。现在年轻人面临的诱惑也多,选择也多,跟我们那个年代不同了。”
 
北京曲剧以北京的京味音韵为依托,确立了以代表京味特点的单弦牌子曲为唱腔的基调,吸收大鼓及民歌小曲,创造并形成了具有浓郁北京韵味的独特唱腔音乐。不过,与京剧等较为成熟的戏曲剧种相比,曲剧并没有现成的曲牌可以套用。戴颐生说:“你比如说要写京剧的西皮流水唱腔,就得按西皮流水的套路来,有一个大的套路可以去借鉴,但是曲剧就不行。”
 
曲剧需要天赋和兴趣
 
2014年,董艳娜从中国戏曲学院京剧作曲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市曲剧团,她对记者说:“我是学京剧作曲的,最近这两年一直在看曲剧,感觉曲剧作曲跟京剧作曲完全不一样,它没有固定的、程式化的表现方式。比如京剧排一个新编戏,里面的处理手法从《二进宫》等传统戏里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。还有曲剧的音高和音区也没有固定的限制,要根据男女演员不同的特点作曲,并不像京剧的曲牌调式,演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调门儿调整。”
 
董艳娜说,她刚看到《徐悲鸿》的剧本时感觉头都大了,“我看了直冒汗,真不知道戴老师怎么给这个戏作曲,也够难为她的。其实,现在也没太有专门为曲剧写剧本的人,曲剧的唱词不单单是上下句,它有很多自己的特点,如果不按曲剧的特点来,可能谱出来就不是曲剧了。”
 
现在,戴颐生已经为《徐悲鸿》创作了一场半的曲了,为了表现徐悲鸿在不同地域的生活场景,她还特意融入了各地的民歌、小调,“我现在脑子还算好用,也到了一个收放自如的年龄了,要是让年轻人来弄很难把握。”前几年,北京市曲剧团要排演一个新编戏,也找过其他人来作曲,最终却没能排出来。
 
剧团的收入能否保证作曲人才不再次流失?董艳娜坦言,当时进团时把户口解决了,对于经济收入自己要求不高。她说:“我从进入戏曲学院学作曲的那一天起,就想干这个职业,我是真喜欢戏,要不然也不会坚持到今天,有很多同学毕了业不久就不做这个了。”现在回想起来,她觉得学校的学习偏重于理论教育,真正的作曲实践太少了。“现在戏曲作曲专业也改成五年制了,就我的感受来说,应该多给学生增加实践机会,有时候脑子里想的,跟最后舞台上呈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”
 
对于戏曲作曲的经济收入,戴颐生也不避讳,她最初在剧团时工资一直不高,收入增高反而是退休返聘回去这几年,只要能真正写出好戏,生活体面不是问题,而且是不可替代的。 “他们有人常跟我开玩笑,说我是不可替代的稀缺人才,我倒真想多培养一些。我听说有些戏曲剧团里没有好的作曲了,出去请一个作曲要几十万。领导们,也应该更看重长远利益,别到时候真的没人能写了,才想起培养人来。”
 
□记者手记
 
最该担忧的是戴颐生吗
 
对于北京曲剧的“作曲荒”,戴颐生这几年一直在呼吁,这也是全国很多戏曲剧种所面临的困境。从戴老师的谈话中也能感觉到,她想培养接班人的迫切,这正是出于对北京曲剧的一种责任。
 
最初刚分配到北京市曲剧团时,戴颐生说她是哭着走进团里的,根本就不了解也不喜欢曲剧。当时也没老师教,是跟着弹三弦的韩德福先生学的,后来参与了《珍妃泪》的创作。《骄阳颂》是她写的第一个戏,开始有了成就感。
 
1985年到1989年,她还担任了北京市曲剧团的团长。1995年《烟壶》以后,戴颐生几乎创作了北京市曲剧团所有的知名剧目。她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也见证了这个剧团的起伏沉落,而对这个剧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逐渐埋在心中。
 
北京人艺的顾威导演曾半开玩笑地跟戴颐生说,你老担心它干吗啊?完了就完了呗,又不关你的事儿。仔细想想,顾威导演的话是有道理的,戴颐生并不应为“作曲荒”负责,那么该担忧的应该是谁呢?